天南地北湖南人

大概不会有人怀疑，经过湖湘文化熏焗灵魂和塑造精神世界的湖南人，会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。
 
 了解湖南历史的人都知道，湖南人不很看重财富，湖南这块土地上，很少出现巨商富贾。
 
 近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：“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。”
 
 湖南籍学者章士钊说：“湖南人有特性，特性者为何？曰：好持其理之所自信，而行其心之所安；势之顺逆，人之毁誉，不遑顾也。”
 
 中国历史上的大商人，从来没有出在湖南。“不韦迁蜀，世有《吕览》。”吕不韦这个大商人是北方人。“陶朱、猗顿之富”中的陶朱公生活在沿海地区。范蠡是浙江人，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，带着西施泛舟江河，做生意去了，大发了，世称陶朱公；猗顿贩运食盐，开设炼铁业发了财，富有程度仅次于范蠡。
 
 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绩溪，也是一个大商人。他和湖南人左宗棠往来频繁，也有交易，连他的红顶也是左宗棠给的，但左宗棠是不做生意的，他只是借胡雪岩手中的银子来补充军费。
 
 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率军来到浙江之后，决心肃清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太平军。他不缺乏斗志，也不缺打仗的士兵，缺的就是钱和粮。这时候，胡雪岩毛遂自荐，要为他的军事事业投资。胡雪岩希望左宗棠去救他的政治靠山王有龄，同时也想在官场中另找一座政治靠山。
 
 胡雪岩与左宗棠携手合作，给湘军奉献军粮，深受左宗棠看重。左宗棠任命他为军中的总理粮台，还保荐他为候补道，后来又奏请皇帝给他加授布政使衔，赏穿黄马褂，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。
 
 左宗棠在浙江和福建能够顺利地消灭太平军，后来又能够在中国西北部旷日持久地对付回民起义，在财政上大大得益于胡雪岩的鼎力支持。当然，胡雪岩也从左宗棠那里得到了不少回报。
 
 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，可谓官商勾结了。但是，左宗棠却没有从中获取金钱私利。他把官位给了胡雪岩，却没有从胡雪岩那里拿钱来中饱私囊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之间没有权钱交易。
 
 但是，左宗棠和胡雪岩的关系，毕竟引起了别人的怀疑。很多人并不了解湖南人不重财利的价值观，横竖不相信左宗棠在经济上是干净的。左宗棠在西北时，朝中官员频频把他告到两宫太后那里，其中有一条致命的指控，说他袒护浙江富商胡雪岩套购军火，向八国借款，从中渔利，为国家留下沉重的外债。
 
 这还了得？朝廷饬令户部和吏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，前往浙江和福建两省，要彻底清查胡雪岩与左宗棠的交易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们发现，在各省饷银不能及时到达陕甘两省时，湘军所需的费用，全靠胡雪岩的康卓钱庄调动各地的头寸。没有胡雪岩，湘军在西北的用兵简直寸步难行，更不用说购置洋枪洋炮和浮动炮台了！
 
 后来，胡雪岩遇到了最大的难处，左宗棠便投桃报李，雪中送炭。胡雪岩为了扶持民族工业，与法国人进行蚕丝大战，大伤了元气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，康卓钱庄面临倒闭。他请求左宗棠借用军队饷银周转一下，应付挤兑风潮。当时，左宗棠陕甘总督账上有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可以暂时挪用。挪用是非法的，但这时挪用合乎情理。左宗棠要胡雪岩帮忙，胡雪岩就倾尽全力；现在胡雪岩遇到了麻烦，且是为民族工业，左宗棠能坐视不管吗？要是胡雪岩垮掉了，西部作战所需的银子今后又靠谁呢？湖南人是讲义气的，于是左宗棠做出了不合法但合乎情理的选择。胡雪岩挪用这笔银子解决了困难，随即又将借支的银两打回到陕甘总督的账上，左宗棠并没有贪污受贿一分钱。
 
 联合调查组写的调查材料厚厚一本，直把慈禧太后看得眼睛发花。她很感慨左宗棠对朝廷一片忠心，念他如此暮年，还在西北沙漠征战，办了这么多实事，却惹来一大堆非议。她想，如果惩办了这样的大臣，还有谁会真心替朝廷办差呢？
 
 正在这时，李鸿章淮系的几位大臣，又在叫喊着筹饷困难，指责左宗棠乱花钱。慈禧听了大为生气，当即严词厉色训斥他们，随即对满朝文武下了一道口谕：“三十年不准奏左！”
 
 三十年内，任何人都不许告左宗棠的御状。慈禧担心大臣们不信，把这道口谕转为公文，下达全国各地，给足了左宗棠面子。这道上谕惟独没有寄往左宗棠的营中。慈禧知道自然会有人向这位大臣转达她的上谕，而他会更加感激自己的隆恩。这样，他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委屈呢？惟有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了吧？
 
 “三十年不许奏左”，慈禧的态度如此强硬，也是因为她手里掌握了可信的调查报告，知道左宗棠的确是廉洁奉公，否则她也没有这么足的底气。
 
 那么，湖南人为什么不重财利？他们和外省人有什么不同呢？
 
 沿海一带多财团，蒋介石谋取政权，靠的就是江浙财团。广东人会做生意，因为广东很早就开通了商埠。江浙和广东，靠的是海岸线的优势。既有通商的条件，就没有不做生意的道理。沿海省份的人养成了经商的智慧，也有经商的本钱。
 
 安徽出现过徽商，山西出现过晋商，都是中国著名的商贾，而且留下了传统。因为这两个省很穷，穷则思变，思积聚。从商业中获得的利润，能使他们过上温饱富足的日子。而且他们那里交通方便，与外省四通八达，具备做生意的条件。
 
 四川很少发生战争，即便有，也是小规模的，其民安足，善于积聚。四川人有钱，会过日子，但并不以善于经商而著称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交通上的便利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
 
 湖南却不一样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，湖南湖北一带，地广人稀，饭有稻米，菜有鱼汤，地广人稀，可以火耕种植旱地作物，也可以养殖水产，蔬果和鱼虾，不用去买，就能满足需求。这里的田地足够供人种植粮食，没有吃不饱饭的担忧。湖南人是勤劳的，历史上少冻饿之人，也无千金之家。这是因为战祸频仍，积聚了财富未必很安稳，既没有经商的便利，也没有经商的动力，所以湖南人不爱财，不重利，也不想把自己的家园，建设得多么富丽堂皇。
 
 湖南人不重利，重什么？重功名。功名是荣誉，能给饿不死也发

不了财的人带来很大的满足感。可是，功名是很难博取的。湖南古属南蛮，湖南人在朝廷里没有背景，北方王者之气的时代，湖南人要争功名是先天处于劣势的。何况，本地话外省人很难听懂，就连和朝廷里的皇亲国戚沟通起来都有困难。唐朝以前，湖南很少出大官，很少出大将，也很少出大学问家。湖南人去搏，做的都是无效劳动。于是这里的人形成一种稳妥的观念：人生在世，惟耕与读。这也可以叫做耕读文化。一边种田，一边读书，充实了自己，可进可退。进可以谋取功名，退不至于饿冻妻儿父母。这种耕读文化，大约就是湖湘文化最安定的因素了，它是湖湘文化在太平盛世中的表现形式。
 
 由于耕读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小看湖南的农民。湖南的村夫野老之中，常可见到一些见识不凡的隐者，他们知书达理，博古通今，只是不愿走出农耕生活来到繁华的都市争名利。

 湖南人在太平盛世惟有耕田读书，但是一旦遭逢乱世，当入世济用建立功名的机会摆在面前时，湖南就会变成一块热血沸腾的热土。这时候，屈原的遗产就会被湖南人拿出来摆在祭坛上。他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，就会点燃湖南人心中的烈火。
 
 屈原的精神有一个层面叫做忠君爱国，深深地影响着入朝为官的湖南人，包括清末的曾国藩。这个层面强调对君主的忠心，至多只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骚，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。因此，屈原至死也不恨楚怀王，而曾国藩在势力最强盛的时候，尽管有一个王闿运运用自己毕生琢磨出来的帝王学，竭力劝说他与清廷分庭抗礼，甚至与太平天国联手，替汉人出头，灭了爱新觉罗家族，但曾国藩为了保持一生的“清誉”，认为不能听信王闿运的劝告，而连声对他呵斥道：“狂妄！狂妄！狂妄！”
 
 曾国藩并非对王闿运的劝说毫不动心，他的军队在攻占集贤关后，将近一个月没有进攻安庆；在攻下安庆之后，他又迟迟不肯东援；这些也可以解释为他在给朝廷脸色看，但至少也说明他对朝廷不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恼火。他没有像屈原那样对朝廷怀有幽怨，他不会像手无兵权的三闾大夫那样对朝廷的态度像妇人一样软弱。而他在与王闿运长谈之后夜不能寐，就只能说明他正在内心做一种选择了。
 
 曾国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间选择了前者，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：他的军队是在镇压造反者中起家的，他本人以“正统”自居，因此他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从镇压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转换。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。有人说，他信奉儒家思想，怎样和信奉上帝的太平军合作，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有人则说，他是被圣人礼教的浮名所累。还有人说他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民本思想，他希望国家早日恢复安定，因为有那么多洋人对中国虎视眈眈。他认为中国必须在和平环境中兴起洋务运动，增强国力，改善民生。
 
 把忠君和爱国相提并论，只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层面。在另一些层面上，随着唐宋贬官文化在湖南与屈原的情怀相结合，形成了一些气候，湖南人就有了忧国忧民甚至叛逆的心态。随着时代进步，屈原与曾国藩身体力行的忠君，与爱国主义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就被后来的湖南革命党人勇敢地扬弃。因此，湖南成了一块革命的热土。
 
 湖南人在和平岁月满足于种田与读书，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，在兵荒马乱的乱世，则忙于博取功名，对于财利的追求，就只好放在一边了。耕读文化与功名精神，都贯穿着始于屈原的爱国主义和血性的遗传，因此无论在哪一种世态下，湖南人的心态都是积极的。耕读文化是比较静态的，但因为读书，湖南人即便在静态中也总是有一颗蠢蠢欲动、不甘寂寞的心，而功名精神则是一种剧烈的动态，湖南人在这种形态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。这两种形态的生活方式，可以随着世态而转换和调整，却不会割断其内在的一脉相承。
 
 清代以前，湖南人在耕读文化的形态下生存了很长的时间。随着歌颂湖南山水的名人增多，随着湖南出人才的现象得到外省人的肯定，湖南人心里逐渐多了些自夸的豪情。中华民族两个始祖的陵墓都在湖南，七次大的移民带来了域外的文化，使湖南人潜移默化了。湖南人的寂寞在悄悄地缓慢地解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才的基因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和教育增强着它的信号，直到博取功名的时机来临，人才便如火山喷发一样潮涌而出。
 
 左宗棠的个人经历，仿佛是湖南人才现象的一个缩影。左宗棠在和平年代，是个高才博学却屡试不中的书生，恨透了科举制度，在老家教书为生。他怀才不遇，只得在家中关注国家大事，尤好钻研地理气候，以“当今诸葛亮”自许。他到四十多岁还是一介布衣，只能选择耕读文化下的生活方式。但是，当太平军打到湖南来的时候，他就得到了博取功名的机遇。
 
 左宗棠关心天下事，自然读过太平天国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，觉得“有田同耕，有饭同食，有衣同穿，有钱同使，无处不均匀，无处不饱暖”的提法，很对他的胃口。他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，寻到长沙城外的太平军军营中，想要见识一下这支军队，并且有几分想要投靠的意思。同时，他听说太平军在所到之处焚烧宗庙，把土地文星菩萨全部打倒，认为这是灭绝传统，斯文扫地，决定提醒太平军的领导人，不要把传统全盘抹杀。但是，太平军中那些貌似求才若渴的王爷和将领，根本没有把他这一介布衣放在眼里，当他指出分封诸王的做法和推翻儒教的提法不妥时，便被逐出军门。因此，他认为太平天国难成气候，便又回到了老家湘阴。
 
 太平军攻打长沙时，湖南巡抚张亮基新官上任，刚刚接掌长沙防务。江忠源向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，他居然照办了，结果对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他决定把左宗棠请到衙门来协助办理军务。他的这个决定，为湘军安排下了日后的一位重要将领。
 
 左宗棠接到张亮基的邀请，并不愿意出山。他既然自比诸葛亮，自然记得孔明先生是要别人三顾茅庐才去效力的。张亮基没有三顾茅庐，却用了江忠源的计策。江忠源说，左家和前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子陶桄是姻亲，如果想见左宗棠，不妨先把陶桄折腾一番。于是，新任巡抚以征集军费为由，责令陶桄出资二万两银子用于城防。陶家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银子呢？既然拿不出，巡抚大人便将陶桄扣在衙门，通知他家人拿银子来赎。这一来，陶家就中计了，赶紧派人跑到湘阴柳庄，找左宗棠想法子救人。
 
 江忠源这一招果然激怒了左宗棠。他说：“巡抚衙门怎么可以这样横蛮不讲理？”他气冲冲地跑到长沙找巡抚评理。张亮基大喜，接住他说：“请你请不来，只好用计把你赚来了。”张亮基一副礼贤下士的风范，江忠源在一旁帮腔，左宗棠也就拉不下脸来拒绝了。何况，他骨子里渴望能在官场上博取功名。他留在衙门做了幕僚，立刻和众人一起筹划长沙城的防务。
 
 从此，左宗棠开始了他在湘军中的戎马生涯，直到成为朝廷的封疆大吏和一代名臣。
 
 左宗棠的这段故事，形象地说明了湖南人才厚积薄发的过程。同时，左宗棠一生的为人，也对湖南人轻财利重功名的价值观，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。
 
    左宗棠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，几乎所有的湖南人，都极为重视读书。“文革”中遭到重点批判的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在湖南人看来，却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。
 
    湖南出人才，首先是因为湖南人看重人才。湖南人都不想被同乡看不起，因此都在成材的路上飞奔。在湖南，一个身无分文的大学生，不用担心喝不到水吃不上饭。所以有人冒充大学生骗取钱财，屡屡得手。湖南人特别尊重读书人，呵护读书人。只要你是读书人，你可以不干农活，可以不做家务，家里人和街坊四邻都会谅解。越是读书少的人，越是对读书人恭敬有加。读书人再穷酸，湖南人也会看好他的前程。湖南这个地方，就是读书人的天堂。
 
    事实上，湖南历史上所出的人才，没有一个不是读书读出来的。湖南人知道，家乡的读书人给湖南人在全中国人面前长了脸面。湖南人相信，只有发狠读书，人生才充满了光明的希望。你瞧曾国藩和左宗棠，不是靠着文章道德，才成为了将相名臣？你看黄兴、蔡锷和宋教仁，不是游学四方，才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？你看毛泽东和刘少奇，不是因为博览群书，才成了中国的伟人？就是打仗也要多读书啊，不读书，怎么在战场上运筹帷幄，算无遗策！湖南人的价值观，很单纯，很朴素，又是多么地实在！
 
 湖南人见面的寒暄，不论男女，问得最多的不是对方买了什么、吃了什么、赚了多少钱，而是这样一句话：“你家崽女会不会读书罗，成绩好不?”要是孩子学习成绩好，家长会觉得特别有面子，要是孩子学习成绩不好，会成为家长最大的心病，被人家问及，往往有不好启齿的痛苦。湖南人全力以赴支持后代的学习，哪怕家里很穷，也会节衣缩食，把所有的余钱拿去给孩子买书，请家教。如果孩子不爱读书，那就是家门最大的不幸，再富裕的家庭也会自认倒霉。学习好的孩子，就是家里最大的财富。湖南人认为，在孩子身上搞智力投资，回报是最高的。
 
 家庭是如此，社会也是如此。整个湖南的风气，都是非常地重视教育。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，湖南人同等地重视，而只要国家一天没有改变考试制度，湖南人就一天不会放松对孩子的应试教育。湖南的中学教师们会对学生讲：“题海战术不搞不行，不做几箱书的题目，能考上大学才怪!”教师们看重的是升学率，而家长们对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升学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湖南的重点大学太少，高中毕业生就指望着考上外省的重点大学，可惜名额太少，竞争激烈，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，湖南的毕业生就只能屈才了。
 
 湖南妹子的价值观，和社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。她们想嫁的男人，一定是要有真才实学的。湖南的妹子，凡是家里有条件的，本身都会争取多念书，这就使她们择偶的标准提到更高的水平。在她们的鞭策之下，湖南的男性学子们，不得不勇攀更险峻的高峰。
 
    湖南妹子找男朋友，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的父母，都不会嫌弃穷寒人家发奋读书的男孩子。父母甚至会鼓励自己的女儿去找这样的小伙子谈恋爱。才子佳人，仍然是多情湘女的择偶模式和理想。湖南妹子眼里最大的不幸，莫过于嫁了一个没有本事的男人。她们和男人一样，看重的不是财利是功名。